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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毫泼墨] 科举:万春园里误春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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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5]常住居民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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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8-28 11:45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经之有解,自汉儒始,故《戴礼》著经解之篇于时分门讲授曰:《易》有某家,《诗》、《书》、三《礼》有某家,《春秋》有某家者,某宗师大儒也。传其说者,谓之受某氏学,则终身守其说,不敢变。党同抵异,更废迭兴,虽其持论互有得失,要其渊源皆自圣门。诸弟子流分派别,各尊所闻,无敢私并一说者,盖其慎也。

        东汉之初,颇杂谶纬,然明章之世,天子留意经学,宣阐大义,诸儒林立,仍各专一家。今谱系之列于《儒林传》者,可考而知也。

        自唐太宗命诸儒删取诸说为《正义》,由是专家之学渐废,而其书亦鲜有存矣。至宋二程、朱子出,始刊落群言,覃心阐发,皆圣人之微言奥旨。当时如眉山、临川、象山、龙川、东莱、永嘉、夹漈诸公,其说虽微有不同,然无有各名一家如汉氏者。

        逮宋末元初,学者尤知尊朱子,理义愈明,讲贯愈熟,其终身研求于是者,各随所得,以立言要其归趋,无非发明先儒之精蕴,以羽卫圣经,斯固后世学者之所宜取衷也。惜乎其书流传日久,十不存一二。

        余向嘱友人秦对岩、朱竹垞购诸藏书之家,间有所得,雕版既漫涣断阙不可卒读,钞本讹谬尤多,其间完善无讹者又十不得一二。间以启于座主徐先生,先生乃尽出其藏本示余小子曰:是吾三十年心力所择取而校订者。余且喜且愕,求之先生,抄得一百四十种,自《子夏易传》外,唐人之书仅二三种,其余皆宋元诸儒所撰述,而明人所著间存一二。请捐资,经始与同志雕版行世。先生喜曰:是吾志也。遂略叙作者大意于各卷之首而复述其雕刻之意如此。

        这篇序文的大意是说:解释经典的工作从汉代就开始了,《易经》、《诗经》、《春秋》、三《礼》等各有专家研究,弟子们严守师传,小心谨慎,不敢有所改变或者兼并诸说。到了东汉,虽然谶纬流行,但正统儒学仍然被认真地传承了下来。直到唐太宗下令统一经义,为群经编撰《正义》,汉代的专家之学便渐渐废止了,书也没有保存下来多少。到了宋代,二程和朱熹领袖儒学,阐发圣人的微言大义,当时虽然还有苏轼、王安石、陆九渊等人形成了另外的学派,但学派之间的差异并不很大,再不复见汉代的风气。

        及至宋末元初,学者们尤其推崇朱熹的理学,经义研究日渐精深,出现了很多精辟的见解。可惜他们的著作流传下来的还不足十分之一二。我曾经嘱托友人秦松龄(号对岩)、朱彝尊(号竹垞)搜购各地的藏书,不时有所发现,但其中好的版本又不足十分之一二。一次我和老师徐先生谈到了这件事,徐先生便把他所有的藏书都拿给我看,说这是他老人家三十年辛苦搜罗所得,而且做过严格的校订。我又是高兴又是惊愕,于是恳求先生,从中抄录了一百四十多种,自《子夏易传》而外,唐人之书仅有二三种,其余的都是宋元学者的著作,明代著作也略有一些。接下来便是筹备资金,与志同道合的友人开始把这些书籍雕版出版。徐先生喜形于色,说这正是他的愿望。

        成德的这一篇总序,就是一篇极精简的中国经学史概要,写得很见功力,但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一些问题:序言题署的时间是康熙十二年夏五月,但其中提到成德嘱托友人秦松龄和朱彝尊搜购各地的藏书,可是,本书前文刚刚讲到过朱彝尊,他和成德至今应当只有互相闻名却不曾谋面,这又从何解释呢?

        丛书冠名“通志堂”,用的是成德的名义,足以使成德步入知名学者之林了。但这件事毕竟有些可疑的地方,以至于在当事人相继故去之后,乾隆皇帝大显了一番考据功夫,他在一次上谕中详细说道:“朕看到成德为《通志堂经解》所作的总序,落款在康熙十二年,但推算时间,成德那时候不过是个孩子,如何能够就有如此磅礴的经学修为呢?朕早就听说过一则传闻,说这部书是徐乾学代成德刊刻的,于是朕就安排军机大臣详查成德的出身本末,这才知道成德是在康熙十一年中的举人,十二年中的进士,年仅十六岁,而徐乾学恰是康熙十一年顺天乡试的副考官,成德就是由他取中的。朕知道,明珠在康熙年间擅权多年,气焰熏天,很会招揽名流,和徐乾学这样的人互相交结,植党营私,所以他的儿子成德还没到二十岁就取得了功名。为了显示成德的功名完全来自本身的实力,就刊刻了洋洋大观的《通志堂经解》,告诉世人他有多高的学问。但是,古人都说皓首穷经,就算是一代通儒,如果不是义理精熟、毕生讲授贯通的内容,尚且不能随心阐扬以明先贤之精蕴,以成德那小小的年纪,却能广收博采,集经学之大成,天下哪有这般道理!”(《纂修四库全书档案》)

        乾隆皇帝是很欣赏《通志堂经解》的,但越是欣赏,就越是觉得这样一部书只能出自饱学鸿儒之手,不可能是由一个少年人编订出来的。后来《通志堂经解》刊行补刻本,乾隆帝亲自撰写了序言,批评徐乾学攀附权贵,成德欺世盗名,说两人的品行都不足取,只是考虑到不该以人废言,这才把这部书补刊齐全,订正讹谬,再次出版刊行。

        被乾隆帝批评为品行不端、欺世盗名,这对当事人来说确实是一件大事,尽管乾隆帝也犯了一个错误,军机大臣并没有尽职尽责,成德在康熙十二年并没有考中进士,而是因病未曾参加殿试,这一年成德也不是十六岁,而是十九岁,距离举行冠礼的成年(二十岁)就只有一步之遥了。

        乾隆帝有这样的上谕,当时有这样的传闻,空穴来风,事出有因。明珠是一代铁腕权臣,权臣必然弄权,要在朝廷立足也必然需要结党;徐乾学是一代儒臣,学术宗师,但早年即被舅父顾炎武不喜,觉得他的功名利禄之心太重,不是一个淳良的苗子。但是,成德呢?

        [4]徐乾学勒索案

        这年秋天,徐乾学被降职了,放还家乡,和他同样遭遇的还有一位蔡启僔,两人都是康熙十一年顺天乡试的主考官,自然也都和成德有着座主与门生的这层师生关系。

        科举考试,即便在最公平的时代,也不完全凭借才学,因为政策上有个要求,要在各个地区取得平衡。也就是说,即便最差的江南考生也考得要比最好的塞北考生更好,但根据名额的分配比例,塞北考生一定要中举几个才行。蔡启僔和徐乾学就触犯了这个规矩,被人弹劾,一起回乡去了。

        为二位老师送别,成德感觉到一种不可遏止的情绪,接连发之于诗词,《秋日送徐健庵座主归江南》组诗和《即日又赋》都是写给徐乾学的,写给蔡启僔的是一首词,很快便比他的诗流传得更广。成德后来回忆起这段事情,觉得就是从那时候起,自己认可了词比诗更适合自己的气质。他也许成不了一个好的诗人,却是一个天生的词人。

        那首写给蔡启僔的词是这样的:

        问人生、头白京国,算来何事消得。不如罨画清溪上,蓑笠扁舟一只。人不识,且笑煮、鲈鱼趁着莼丝碧。无端酸鼻,向歧路,征轮驿骑,断雁西风急。

        英雄辈,事业东西南北。临风因泣。酬知有愿频挥手,零雨凄其此日。休太息,须信道、诸公兖兖皆虚掷。年来踪迹。有多少雄心,几翻恶梦,泪点霜华织。

        ——《摸鱼儿·送座主德清蔡先生》

        送别之词,毫无小儿女临歧之态,倒有几分像是辛弃疾的长调。当初名噪一时的秋水轩唱和早已把稼轩风吹遍大江南北,自然也没有漏掉近在咫尺的京华,而十九岁的成德也正是广纳博收的年纪。

        蔡启僔回到了老家浙江德清,在成德的生涯里,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过场人物,以后也不会再出现在我们的叙述里了;徐乾学也回到了老家昆山,一个获罪被贬的官在家乡还能掀起多大的风浪呢?但获罪被贬从来不能瓦解一位官场精英的能量,徐乾学这一番回到昆山,不但掀起了一番风雨,甚至还逼死了一位身负朝廷品级的同僚。徐乾学的品行向来便饱受讥议,这件事便是种种讥议的一大由来。

        在紧邻昆山的地方,正八品官太仓州学正张希哲迎来了仕途之人最期盼的一天:升迁。他被升为了山西平阳府稷山县的知县,从八品变为七品了。但是,本该欣喜若狂的张希哲却忧虑起来,因为他正卧病在床,没法如期赴任,要想延期,就需要向本省督抚直至朝廷吏部打报告等待认可,中间要有一大套复杂的官场规程,如果延了期,就会受到极严厉的处分。

        张希哲惴惴不安,苦熬多年才等来一个升迁的机会,稍有差池就会前功尽弃,再想翻身就不晓得何年何月了。怎么能迅速地把那些官场规程打通,这真是一件很伤脑筋的事。

        在今天的我们看来,这好像不是什么大事,但当时为什么升迁或调任在期限上会这么敏感,是为了防止一些人挑肥拣瘦,打通关节上瞒下骗不去贫瘠地区赴任,而张希哲这种情况,只要一不小心就会触到这个霉头。

        另一方面,康熙帝为了筹备平“三藩”之乱的军费,开了捐官的口子,政府官职向社会公开销售,很快就造成了官多职少的局面,补缺越来越难。张希哲也在担心这个问题,生怕自己稍一耽搁,这个七品知县的缺就会被旁人补去。就在这个时候,“贵人”来了。

        徐乾学伸出了援手,说自己能帮张希哲摆平一切。这事乍看上去颇有几分蹊跷:张希哲好歹是个七品知县,一县之长,而这时候的徐乾学无官无职,如何能摆平一件连知县大人都无法摆平的事情呢?

        在官场混,可以靠能力,可以靠资历,可以靠溜须拍马的功夫,可以靠欺上瞒下的本事,但还有一个东西是重要到每位大人都离不开的,那就是人脉。只要人脉过硬,就算是犯了罪、丢了官,一样可以东山再起,也一样可以呼风唤雨。柳永曾经自诩“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那只是诗人的自我安慰而已,真正的“白衣卿相”应该是这些人才对。

        此时的徐乾学就是这样的一位白衣卿相,他告诉张希哲,自己的两个弟弟还都在朝廷做官,位高权重,自己这些年在官场打拼,也积累下来了极广的人脉,要办好这件事实在轻而易举,花一点钱就可以办到。

        张希哲此时已经向顶头上司打了报告,但这报告还要递交京城,在吏部的繁文缛节中苦熬手续,迟迟没批下来。没批下来,到底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手续繁琐,耽误了时间,还是因为被吏部的官员们看出了什么不妥,要抓自己的什么痛脚?张希哲越想越是忧心,病急乱投医,也就只好依靠徐乾学了。

        打点关节自然需要用钱,大量的钱,张希哲原本只是一名八品学正,在教育还不曾产业化的当时属于清水衙门里的小官,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徐乾学正好把高利贷的业务一并做了下来。

        私人之间的借贷本来也是人之常情,法律禁止的只是高利贷而已。利息多高才算高利贷呢?法律上有个标准:超过三分利的就是高利贷。

        所谓三分利,就是每借银一两,每月要计利息三分,累积到三十三个月的时候,利钱便和本钱相当了,这是法律规定的极限,三十三个月以后无论多久,都不许再累计利息了,只按一本一利来算。而徐乾学借给张希哲的钱,是“加五取利”,比三分利高出将近一半,不仅如此,还有其他种种说辞,把张希哲的债务窟窿越捅越大。

        等张希哲好容易就任了稷山县知县,徐乾学派出家奴,到稷山县衙堵门讨债,又勾结山西当地的官员向张希哲施压。可怜张希哲,一任七品县太爷,竟被逼得祖业卖尽,孑身南归,抱恨而终。后来张希哲的儿子张恂如愤恨难消,拿起了法律武器状告徐乾学,诉状中称呼徐乾学为“光棍权宦”,希望以“光棍设骗”的罪名惩治之。这些名号安在传是楼主人的头上,真是太大的反差。再想想徐乾学为藏书每每甘斥重金,而这些重金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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