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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毫泼墨] 科举:万春园里误春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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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5]常住居民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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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8-28 11:44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尝读吕汲公《杜诗年谱》,少陵诗首见于冬日洛城谒老子庙时,为开元辛巳,杜年已三十,盖晚成者也。李长吉未及三十已应玉楼之召,若比少陵,则毕生无一诗矣。然破锦囊中石破天惊,卒与少陵同寿,千百年大名之垂,彭殇一也。优昙之花,刹那一现;灵椿之树,八千岁为春秋。岂计修短哉!

        文章说,自己曾读吕汲公《杜诗年谱》,才知道杜甫最早的诗写于开元辛巳年,杜甫当时已经三十岁了,真是大器晚成呀。而李贺呢,没到三十岁就死去了,如果比起杜甫,怕要算毕生都没到写诗的时候吧。但是李贺的诗雄奇瑰丽之笔石破天惊,足以与杜诗相颉颃。千百年盛名之下,一晚成,一早殇,又有什么不同呢?就像昙花只在半夜开放一刹,而《庄子》中的椿树以八千年为一春,以八千年为一秋,寿命的长短又有什么重要的呢?

        这篇小文就像一个谶语,恰恰应在了成德自己和朱彝尊的身上。朱彝尊直到晚年终于出人头地,入值南书房,康熙帝准其在紫禁城骑马,赐宅景山之东,在经学上蔚为一代儒宗,一部《经义考》到现在仍是我们作思想史研究的案头必备之物,在文学上更是文坛宗主,单在词坛便开创了浙派宗风,浩浩然影响波及全国;成德早岁成名,一生未离锦衣玉食,却和李贺一样早殇。任谁人到此,能不感叹命运之奇?

        [2]勿欺之忠:一颗默默生长的南瓜

        然后知所谓勿欺者随地可以自尽。

        ——纳兰容若《上座主徐健庵先生书》

        这时候的成德虽然已经被词这种文学形式深深迷住了,但他毕竟不是离经叛道的贾宝玉,他还有“正途”要做,那就是每个读书人都要经历的足以影响终生的关卡:科举。

        科举,几乎就是贫寒士子鲤鱼跳龙门的唯一机会,尽管对于成德,不走这条道路也一样可以步入仕途,甚至可以更容易地步入仕途。毕竟清政府对科举的态度很有几分复杂:旗人子弟可不可以参加科举,这是一个屡经反复的政策问题。

        统治者担忧的是:科举会使旗人汉化,这对维护本民族的优越感可没有什么好处。作为明珠大人之子,成德自然深知这里面的玄机,也知道族内的许多顽固分子对参加科举的旗人是如何地嗤之以鼻,但是,他早已被汉文化迷住了,他渴望能像一名普通的汉人士子那样,经过乡试、会试、殿试,一步步地过关斩将,在这个没有硝烟的竞技场上证明自己的实力。他更加知道,只有这样,自己才能真正赢得那些汉人士大夫的尊重和认同,而这对他来讲恰恰是最值得珍视的。

        康熙十一年八月,十八岁的成德参加了顺天乡试,毫无悬念地过了关,以实力为自己赢得了举人的身份。在这次乡试里,同榜及第的还有韩菼,这是他极要好的朋友,将来成德的神道碑铭就出自韩菼之手;还有一位也是成德的知交,就是大名鼎鼎的曹寅——红学里有一个说法,是说《红楼梦》里贾宝玉的原型就是纳兰成德,这虽然缺乏铁证,但旁证是极多的,曹家和成德的关系就是其中的一证。

        对于成德来说,这次顺天乡试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结识了徐乾学,这位闻名已久的大学者恰恰就是乡试的主考官之一,成德因此和徐座主有了一层师生的名分。

        那是考试结束之后,按照惯例,主考官举办宴会,招待这次中举的举子们。一种风俗的背后总会有它很功利的意义,这样的宴会也不例外:举子们将来还要通过会试和殿试,不知道其中有哪些人就会成为朝廷大员,共同中举的考生们,还有主考官,都将是同一个舞台上的演员,趁着举子们还没有发迹之前互相联络感情,以后也好互相声援、互相照应。作为一名新中举的举子,宴会上的这些人,就是自己今后最重要的人脉,所谓官官相护,其实从没做官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往往越是贫寒出身的人,功利心就越强,对这些世俗的智慧就越发看重,成德却不同,他早已经习惯了高门显贵的生活,他不需要维系人脉,他不需要谨小慎微地在这种场合上看人眼色。他就是他,就是他自己,纯真地被汉人的学问陶醉着,纯真地向往着更高明的学问、崇拜着更渊深的学者。

        这次宴会,成德给徐乾学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而在三天之后,成德单独上徐府拜访,更使十八岁的成德久久为之心旌荡漾,终于给徐乾学写了这样一封长信,字里行间满是掩饰不住的激动:

        某以诠才末学,年未弱冠,出应科举之试,不意获受知于钜公大人,厕名贤书。榜发之日,随诸生后端拜堂下,仰瞻风采,心神肃然。既而屡赐延接,引之函丈之侧,温温乎其貌,谆谆乎其训词,又如日坐春风令人神驰。由是入而告于亲曰:吾幸得师矣!出而告于友曰:吾幸得师矣!即梦寐之间,欣欣私喜曰:吾真得师矣!

        夫师岂易言哉!古人重在三之谊,并之于君亲。言亲生之,师成之,君用而行之,其恩义一也。然某窃谓师道至今日亦稍杂矣。古之患,患人不知有师;今之患,患人知有师而究不知有师。夫师者,以学术为吾师也,以道德为吾师也。今之人谩曰:师耳,师耳,于塾则有师,于郡县长吏则有师,于乡试之举主则有师,于省试之举主则有师,甚而权势禄位之所在则亦有师。进而问所谓学术也,文章也,道德也,弟子固不以是求之师,师亦不以是求之弟子。然则师之为师,将谨谨在奉羔、贽雁、纳履、执杖之文也哉!

        洙泗以上无论矣。唐必有昌黎而后李翱、皇甫湜辈肯事之为师。宋必有程朱而后杨时、游酢、黄干辈肯事之为师。夫学术、文章、道德,罕有能兼之者,得其一已可以为师。今先生不止得其一也。文章不逊于昌黎,学术、道德必本于洛闽,固兼举其三矣,而又为某乡试之举主,是为师生之道无乎不备,而某能不沾沾自喜乎?

        先生每进诸弟子于庭,示之以六经之微旨,润之以诸子百家之芬芳,且勉之以立身行己之谊。一日进诲某曰:为臣贵有勿欺之忠。某退而自思,以为少年新进,未有官守,勿欺在心,何裨于用,先生何乃以责某也?及退而读《宋史》,寇准年十九,等第时崇尚老成,罢遣年少者。或教之增年。准不肯曰:吾初进取,何敢欺君。又晏殊同年召试,见试题曰:臣曾有作,乞别命题,虽易构文,不敢欺君。然后知所谓勿欺者随地可以自尽。先生固因某之少年新进而亲切诲之也,某即愚不肖敢不厚自砥砺奋发,以庶几无负君子之教育哉!承示宋元诸家经解,俱时师所未见,某当晓夜穷研,以副明训。其余诸书,尚望次第以授,俾得卒业焉。

        ——《上座主徐健庵先生书》

        看得出来,成德已经被徐乾学的大儒之风彻底迷醉了。他忙不迭地告诉父母:“吾幸得师矣!”同样的话,又忙不迭地告诉所有的朋友,就连在梦寐之间也常常为“吾幸得师矣”而欣然笑醒。

        有了老师,这是什么很要紧的事吗?——成德在信里说,师之道,今天和古代有了太大的不同。今天提起老师,私塾里的教书先生是老师,考试的主考官是老师,学生们向老师学习,要么是学习科举考试的技术,要么是搭建人脉以图日后的关照,老师自然也就不那么崇高了。但古人把君、亲、师三者并列,认为这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人伦,父母有养育之恩,老师有成人之恩,君主有使人才得以施展之恩。

        遥想古人,唐朝先有了大儒韩愈,之后才有李翱、皇甫湜这样的大贤甘心做他的学生,宋朝先有程颐、朱熹,之后才有杨时、游酢这样的人才愿意以师事之。古代的师道,道德、文章、学术,三者并重,今天已经很难见到这样的古风了。只有这几天在徐先生面前,才真正感受到了古代的师道,真是令人心驰神往。

        成德回忆这几天里徐乾学对自己的提点,徐乾学叮嘱他“为臣贵有勿欺之忠”,成德一开始并不明白这话的意思。是呀,这话应当是对朝廷大臣说的,可自己虽然中了举人,却还不过是一介布衣,何来臣道可谈呢?

        是徐先生说错了吗?成德后来阅读《宋史》,才体会到了徐乾学的用心良苦。《宋史》里边记载了寇准参加科举的故事:那时候皇帝用人爱用老成持重的人,对年纪太小的考生一律罢遣。寇准当时虽然才学过人,却只有十九岁,眼见得要耽误了功名。好心人劝他改一下自己的履历,把年岁虚写几年,寇准却严肃地说:“我刚刚踏上进取之道,哪敢欺君!”还有晏殊的一则故事。神童晏殊被皇帝召来考试,发现试题恰好是自己曾经练习过的,赶紧交代了缘由,请皇帝换一道题再考。寇准和晏殊在还没有踏入仕途的时候就以“勿欺”自许,哪怕事情对自己不利,也不违背自己的原则。

        是的,尤其是晏殊,如果他自己不讲,任何人也不会知道,况且就算大家都知道了,也只能说他运气好,说他试前的准备功夫做得足、压题压得准,哪会有一丁点的批评呢?真诚,不止是一条用来待人处事的原则,更是一面用来面对自己的镜子。

        “勿欺”二字后来被成德镌刻成了一方闲章,用毕生来践履。他的真诚足以感动任何一个哪怕铁石心肠的人,无论对情侣还是对朋友,无论对人还是对事,他都像一个孩子一样真诚,当然不可避免的,也会像一个孩子一样受伤。

        因纯真而受的伤,在神那里,抑或是值得炫耀的勋章;但在尘世,很多时候,不是灰头土脸地变成闲人茶余饭后的笑话,就是沦为习惯以最大恶意进行揣度的绝大多数眼中的谎话。纯真是需要一点固执的,否则难以为继。

        就如于尔克·舒比格的一首小诗:

        洋葱,萝卜和西红柿

        不相信世界上有南瓜这种东西。

        它们认为那是一种空想。

        南瓜不说话,默默地生长着。

        容若就是一棵默默生长的南瓜,以纯真,以诚恳。

        和徐乾学的这几日交往,还有一件事情让成德大开眼界。徐乾学因为极器重成德,特意把他历年搜罗的一些珍本图书拿来出来,都是相当罕见的宋元经学著作。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古人称之为经学,从五经到九经,再到十三经,历朝历代都有许多学者为之作注作疏,各自阐发,使得儒学成为了一个开放的学术系统,不断吸纳着崭新的思想。

        如果成德只是一个安分守己、一心只想通过科举求取功名的年轻人,只要念好科举要求的功课也就是了,不必旁骛,那么,那许多汗牛充栋的儒学著作对他来讲便完全都是闲书。

        事实上,历朝历代的大多读书人都是这种心态,读书不是为了求知、求道,而是为了功名利禄,所以,太多学者们苦心孤诣的作品根本就赢得不了几个读者,不是一出世便被束之高阁,就是在世事变迁中渐渐散落,他们的思想、见解仿佛从来不曾出现在这个世上。

        大众需要的书永远只有两种:速效的实用书和庸俗的闲书,阳春白雪永远是曲高和寡的。时至今日,亦是如此,君不见教参和言情类书籍销量居高不下,所向披靡。商品经济社会,利字当头,它们有市场,当然被无限繁殖,哪怕已糜烂。

        《娱乐至死》的作者波兹曼曾忧心忡忡地提醒众人,有两种方法可以使文化精神彻底枯萎,一种是让文化成为一座监狱,另一种是把文化变成一场滑稽戏。这场文化瘟疫并不只在美国蔓延,从我们的畅销书排行榜便可窥见端倪,甚至已不仅是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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