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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毫泼墨] 寂寞的十七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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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5]常住居民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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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 2017-8-28 11:39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退粉收香:纳兰词中的隐语

    青陵蝶梦。倒挂怜么凤。退粉收香情一种。栖傍玉钗偷共。

    愔愔镜阁飞蛾。谁传锦字秋河。莲子依然隐雾,菱花暗惜横波。

    这是容若的一首《清平乐》,向来都被误注,关键就在“退粉收香情一种”这句上,“收香”常被注释为收香鸟,是一种小鸟的名字。“退粉”是一个动宾结构,那么按照文言体例,“收香”就不可能是鸟名,而也得是相应的一个动宾结构。考据过程有些繁琐,这里只说结论:“退粉”是蝴蝶交尾之后的动作,“收香”则是麝发情之后的动作,这两个意象的结合,暗示出来的就是床笫之欢,这是一种含蓄得近乎隐秘的表达手法。至于词中这位女子的真实身份,我们恐怕永远也不得而知了。那又如何呢?

    北京国子监:石鼓秘语

    儒家文化素来有政府办学的传统,据说这是从“周公制礼”就定下来的规矩。历朝历代,只要奉行儒家文化,就要力行政府办学,无一例外。

    国家的最高学府,汉代称太学,唐代称国子监,校长称祭酒,教师称博士或助教。现在的北京,在安定门内大街路东有一条古老的街道,两端立有四座彩绘牌楼,街口用六种文字镌刻着同一句话:“官员人等,至此下马”。这里,就是元、明、清三代的最高学府:国子监。

    清政府“师汉之长技以制汉”,对国子监作了一番耐人寻味的改造。这时在乾隆四十八年,按照儒家典籍的记载,开始在国子监的中心建造一个特殊形制的讲坛——辟雍。这并不是一个建筑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在儒家的政治理想里,周代圣王的辟雍讲学正是太平盛世的一大标志。所以后世的帝王为了证明自家统治的合法性,总是很热衷于搞些这样的工程。汉武帝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当时的儒家知识分子们对这个仅仅存在于典籍与传说中的建筑众说纷纭,争得不亦乐乎,让汉武帝彻底领教了学者们的固执。

    乾隆皇帝比汉武帝的优势在于:又经历了如此多的朝代,学者们不断积累起来的研究已经让辟雍的形制有些轮廓可循了,实际操作的可能性大大地增强了。工程的最高负责人就是被民间呼为“刘罗锅”的刘墉,时任工部尚书(建设部部长),他还有一位居功甚伟的合作者,此人提供的建筑方案不但为工程节省了大量的成本,而且建筑效果比原来的设计更好。这个人就是时任户部尚书(财政部部长)的和珅,他和刘墉不但没有上演出民间流传的“君臣斗”的故事,反而通力合作了一回。

    辟雍完成之后,国子监就更加风光了。国子监本来紧邻孔庙,正是“左学右庙”的传统格局,皇帝先到孔庙祭祀,再进国子监,登上辟雍讲学,辟雍阶下跪满了国子监的太学生和各级官员,有数千人之多,果然是“太平盛世”的宏大场面。此后每一任皇帝都会履行这个“义务”,这至少在形式上符合汉文化的政治传统:政治领袖、宗教领袖和最高学术权威这三者必须集中在同一个人的身上,皇帝同时也是大祭司和人民导师,或者最伟大的思想家,他的“光辉思想”要以政令的形式强迫所有人“认真学习”。

    在康熙年间,没有辟雍的国子监显得朴素多了,这里的学生们也不用把大量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皇帝“临雍讲学”之前的备战工作中去。他们可以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读书上边,毕竟学校不仅仅是统治者的脸面,更是一些真正渴望知识的人得以求知的地方。

    无论在多少同学之中,有一个人总是可以被人一眼就注意到。其实他总是闷闷的,一点也不张扬,但他就是那么醒目。而且,如果你稍稍多一些观察,就会发现他的举动有些怪异。他是一个偏内向的学生,一连很多天总是对着国子监里的十只石鼓发呆,样子是那么地虔敬,似乎面前并不是散放的几块石头,而是皇宫大殿、佛像神龛之类的什么。

    这是十只雕刻成鼓状的花岗岩,“鼓面”上还刻着文字,只是有些湮灭不清了。只看得出那字体古朴遒劲,但没有认得出其中的哪怕一个字。这是三代法物中硕果仅存的物件,静静地藏在国子监里,能够这样地接近它们、抚摩它们,是何等的幸事!

    是的,对于儒家知识分子来说,所谓“三代”是一个真实存在过的理想世界,那时候有成汤、文王这样的圣王,又有伊尹、周公这样的辅弼,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儒家所有的理想都是要恢复这三代之治。而如今,三代唯一的一件遗存法物竟然就出现在自己的面前,他为此激动得无法自抑。

    今天的我们可以在《通志堂集》里深深体会到公子当时的心情,这是一篇叫作《石鼓记》的文字:

    予每过成均,徘徊石鼓间,辄竦然起敬曰:“此三代法物之仅存者!”远方儒生未多见。身在辇毂,时时摩挲其下,岂非至幸。惜其至唐始显而遂致疑议之纷纷也。《元和志》云:“石鼓在凤翔府天兴县南二十里,其数盈十,盖纪周宣王田于岐阳之事,而字用大篆,则史籀之所为也。自正观中,苏勉始志其事,而虞永兴、褚河南、欧阳率更、李嗣真、张怀瓘、韦苏州、韩昌黎诸公并称其古妙无异议者,迨夫岣嵝之字,岳麓之碑,年代更远,尚在人间,此不足疑一也。程大昌则疑为成王之物,因《左传》成有岐阳之蒐而宣王未必远狩豊西。今蒐岐遗鼓既无经传明文而帝王辙迹可西可东,此不足疑二也。至温彦威、马定国、刘仁本皆疑为后周文帝所作,盖因史大统十一年西狩岐阳之语故尔。按古来能书如斯、冰、邕、瑗无不著名,岂有能书若此而不名乎?况其词尤非后周人口语。苏、李、虞、褚、欧阳近在唐初,亦不遽尔昧昧,此不足疑三也。至郑夹漈、王顺伯皆疑五季之后鼓亡其一,虽经补入,未知真伪。然向传师早有跋云:数内第十鼓不类,访之民间得一鼓,字半缺者,较验甚真,乃易置以足其数,此不足疑四也。郑复疑靖康之变未知何在,王复疑世传北去弃之济河。尝考虞伯生尝有记云:金人徙鼓而北藏于王宣府宅,迨集言于时宰乃得移置国学,此不足疑五也。”予是以断然从《元和志》之说而并以幸其俱存无伪焉。尝叹三代文字经秦火后至数千百年,虽尊彝鼎敦之器出于山岩、屋壁、垅亩、墟墓之间,苟有款识文字,学者尚当宝惜而稽考之,况石鼓为帝王之文,列膠庠之内,岂仅如一器一物供耳目奇异之玩者哉。谨记其由来,以告夫世之嗜古者。(《石鼓文》,《通志堂集》卷十三)

    今天的读者往往只是从纳兰词里读到公子感性的一面,殊不知他还有如此理性的一面。这篇文章细细辨析着围绕着这十只石鼓的真伪与断代的种种争议,梳理着它们的历史,一路追踪着这十只石鼓如何被镌刻出来,如何散落在民间,如何在唐代初年重现人世,如何被褚遂良、欧阳询这样的书法名家和韩愈、韦庄这样的知名文士叹赏它们古雅的文字,又如何在“靖康之难”中被金兵掳去,如何被移置在北京的国子监里……自己与这三代古物的偶然相遇,竟需要多少的缘分、多少的巧合呢!

    整篇《石鼓记》,充满了考据与辩难,但是,所有理性与逻辑的终点却绝不是理性与逻辑的本身,而是爱,是对汉文化由倾慕而致于会心的爱。

    这是康熙十年,纳兰成德十七岁。

    多年之后,徐乾学以沉痛的心情为自己早夭的学生纳兰成德撰写墓志铭,回忆起国子监的这一段岁月,他说那年成德十七岁,当时的国子监祭酒(校长)正是自己的三弟元文。自己那时候还不认识成德,只是常听三弟说起他来,那神色与语气里满是爱惜与器重。三弟认真地说过:这个孩子绝对不是凡人。

    徐乾学还讲起成德的居家生活,说他在家的时候,总是“闭门扫轨,萧然若寒素”,如果有客人来访,他总是避而不见,只是“拥书数千卷,弹琴咏诗,自娱悦而已”。显赫的家世和傲人的才学完全可以使他飞扬跋扈起来,至少他也有着太值得自傲的本钱,可是,他却像一个隐逸的书生一样,过着一种自闭的生活,寂寞并享受着。就像在一座大大的客厅里,所有的人都在交际,都在客套,都在你认识我、我认识你,只有一个孩子不为所动,在角落里一言不发地摆弄着自己的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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